正是这种错位分布、一统多元的宗教格局，使得中国避免了西方那种宗教战争的信仰冲突，各教派之间和平共处、并行不悖。

其博大弘深，首尾毕举，则一也。所以，古人总说，读书明理能持守住养育读书明理之士便已经不错了。

总之，要理解《王制》作者的用心，就先得理解作为素王的圣人。（《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引自吴仰湘前揭书，页113） 皮锡瑞说这话差不多恰好在一百年前——从百年后的今天来看，我们离这企望还差得远——如果不是越来越远的话：西法尚未搞通，其理尚未究明，中国的王制却也已然荒忽，惶论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因此，即便是康有为刻意要把《王制》从《礼记》中提升出来，也算不得什么原创之举，没有必要就此来番考索或讨伐——问题在于需要理解，康子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图。那个时候，离戊戌事发不过仅仅几年耳。在为经考订后单刻的《王制》所写的《考订王制经文序》（1894） 中，康子一上来就说： 《礼记•王制篇》，大理物博，恢恢乎经纬天人之书。

但作者究竟是谁，竟能写下如此大器之作？ 在自序中，皮鹿门没有再讲将《王制》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单独笺注的重要性——这问题明显已没必要再多说，而是提出另一重要问题来谈：《王制》的作者是谁。因此，改变《王制》尚杂《戴记》中的状况，刻不容缓，毕竟，中华帝国如今面临的不是拐人心性的教，而是可以让帝国兴衰的西洋新制度——所以，康子在序文中特别指出，考订、单刻《王制》： 使孔子经世之学，一旦复明于天下，俾后世言制度者，有所折衷，考礼者有所依据，不复聚讼。最初来源于生物学，是指生物机体或细胞中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上有着严密的组织形态，在功能上能够很好地协同动作，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良性系统。

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第二，儒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一直希望能够发挥其政治作用。董仲舒把世界上的事物概括为阴阳之道。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还显示了儒家的开放性、包容性。

而二者与仁的结合为一，分明是儒法精神的结合。汉初儒学思想整合的学术基础是经学。

孔子在这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观点：事物的同一是基于多样性的同一。他们的思想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却未能落实为具体政制系统，思想未能付诸实践，只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层次。[⑦]正是黄老之学在客观上架起了由法而儒的桥梁，成了儒家思想由低潮转向复兴的一个阀门。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

贾谊少年气盛，但没有根底，在朝廷上陷于群小的嫉恨之中，渐受排斥，后贬为长沙王梁王太傅，郁郁不得志中抱恨早亡，年仅33岁。这些在《吊屈原赋》中表露得一清二楚，并在《鵩鸟赋》里达到高潮。他站在儒家立场上，以儒为主，兼容法家，提出的主张是文武并用，德刑相济，而以德为主。扬雄《法言·渊骞篇》评价说：言辞：娄敬、陆贾。

以邹衍为代表的战国阴阳家们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天上有金木水火土五德，五德在天上交相更替，地上的王朝更替皆受天上的五德支配，更迭的先后顺序为：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水德之后又是土德，开始另一个周期，循环无穷。或退居山林，探幽继绝，阐发儒学宏旨。

否则就是不显不明，违背天志。[37] 《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2页。

对于这种矛盾情况，研究者各据一偏，或说董仲舒是弃绝法家的思想，或说法家的法术势思想成了礼义王道的当然的组成部分。[14]不过，他所说的无为者乃有为也，目的是达致 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陆贾劝右相陈平以五百金为太尉周勃上寿，又劝周勃回报陈平，将相和协，诸吕欲篡权而无能为力。[19]这显然是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儒家的政治实践如前所述，社会实践主要是对民众进行社会教化。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

《韩诗外传》是一部由360条轶事、道德说教、伦理规范以及实际忠告等不同内容的杂编，一般每条都以一句恰当的《诗经》引文作结论，以支持政事或论辩中的观点，就其书与《诗经》联系的程度而论，它对《诗经》既不是注释，也不是阐发。[39]《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3页。

他经历了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两次政治变动，凭借其丰富的政治阅历，直接总结秦亡的教训，提出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由于它以新的基础和面貌出现，从而使儒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30]这里，把礼比作辔衔，刑比作鞭策。贾谊与陆贾相似，也是从反思秦王朝速亡的教训来提出其以仁义守天下的政治主张的，他认为秦之速亡，就在于取得政权以后仍然以法治诈力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没有改弦更张。

贾谊还指出当时存在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需要用积极有为的办法解决，如匈奴的侵扰，同姓诸王的跋扈，社会贫富的分化等，都需要采取有为的办法才能解决。其本质性的内涵就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稳定的程度，具体地说，可以包涵国家统一，四境安宁，经济持续发展，百姓生活安定，政局稳定，吏治清明，文化昌盛，统治集团基本一致，等等。《汉书•儒林传》说申公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此后孔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中华文化不断创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不断创新、发展和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理论体系。

他认为阴阳之道是天地运行的常道，天地之常，一阴一阳[34]。这也是汉初政治文化整合的一个侧面。

[38]《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3页。它有结合、融合、统合、综合、有机化、整体化、系统化、统一化等多重涵义。

不过，在陆贾的思想中，德与刑不是同等的，他强调德不厌重，刑不厌轻，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或设学授徒，授经传道，传播儒家学说。[41]这也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并没有解释董仲舒何以会有这种矛盾。[35]《春秋繁露·基义》，《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但经过郦食其、陆贾、叔孙通在政治实践中的努力，经过陆贾、贾谊与韩婴在理论上的继承综合，儒学不断地发展壮大。

我以为，董仲舒之攻击、排斥法家，主要是在《天人三策》中，是针对当时社会汉承秦制而亦承其弊的破，目的是为了行王道，是想借用政权的力量来实现。《易传》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所以，有论者说：黄老学虽属道家，但由于它在学说上兼综诸家包括吸收儒家思想的特点，因而也成了由先秦诸子学向汉代儒学转化的思想桥梁。所以，儒者们就必须面对现实，应对社会实际问题。

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游走于诸侯群臣之间，以知辩行纵横之事。